刘铭传领导的抗法战争（二）

　　历史有时会有巧合。在清朝政府任命刘铭传督办台湾防务的同一天，即1884年6月26日，法国政府也下令将驻越南的东京舰队和中国海舰队临时编组起来。成立一支特遣舰队，委任海军中将孤拔为司令长官，全面负责指挥侵台战争。 

　　孤拔是一个狂热地主张通过战争手段扩大法国侵略利益的人。他曾经指挥过侵越的法国军队在1883年攻下越南的国都顺化，胁迫越南政府签订亡国的顺化条约，使其沦为法国的保护国。自此孤拔便被捧为名将，被称为“赫赫有名而充满光荣的司令长官”。他奉命率军赴台作战，志骄气盈，不可一世，声称“对中国交涉获得解决的唯一手段乃是明确的宣战”，主张对中国沿海各地普遍进行袭击。在他看来，侵台只不过是全盘战略方针中的一个起点。这个狂妄的侵略者当时满以为是可以战必胜、攻必克的。于是，在刘铭传接掌台湾防务的第七天，即在1884年8月5日凌晨，孤拔便下令由他的副司令海军少将李氏卑斯率领舰队用大炮猛轰基隆炮台，顷刻便将其全部炸毁。 

　　刘铭传认识到基隆炮台无可防守，中国军队的枪炮射程又较短，火力较弱，难以在海岸边上与有军舰强大炮火支持的法军对峙。在炮台被炸毁后，便命令各军撤出海滩，退守山后。他与湘军将领、陆军提督孙开华共同指挥，命令各营在山后各要隘构筑工事，“坚筹血战”。 

　　果然，孤拔在顺利炸毁基隆炮台后，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不敢应战，翌日便命令李氏卑斯挥军上岸索战，企图一举消灭中国驻台军队的主力，建立起陆上据点。法军登岸后未受到猛烈还击，认为中国军队已溃散远遁，便越山而进。可是刚抵达山后，立即遭到中国军队的三路阻击。总兵曹志忠率本部在小山坡后发出猛烈炮火；总兵章高元、苏得胜率军突袭法军东翼；邓长安领亲军猛攻其西侧。这时法舰的远程炮火无法隔山遥击，在失去火力优势的情况下，上岸法军被打得七零八落，伤亡惨重，只好溃逃回舰。 

　　综合两天的战果，法军轰毁了基隆炮台，中国军队却夺得了山后伏击的胜利，可以说是胜负各半。孤拔在台湾受到挫折以后，恼羞成怒，命令李氏卑斯暂时带舰队离开台湾海岸，转而准备袭击福建沿海根岸。8月23日，聚集在福建马尾的法国舰队，突然对当地的中国军舰船只、炮台和造船厂进行猛袭，中国方面担任会办福建海疆事会的大臣张佩纶和船政大臣何如璋等昏愦失职，在当时中法交涉已告决裂，台湾基隆又已兵戎相见的情况下，犹漫不经心，松懈战备，听任孤拔率领大批军舰入港升火发炮，坐视南洋舰队福建海军的双艘舰船、马尾造船厂、沿江炮台等全被击毁。福建的严重挫败，隔海犄角之势已失，使台湾的防卫更感困难。 

　　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在台湾方面进行持久的防御和抗击法军，在中国方面却出现了重大的战略分歧。 

　　以刘铭传为代表的一种战略思想是，坚决避开法军在近海作战能依恃舰队猛烈炮火支援的优势，诱其上岸作战，以发挥中国军队熟悉地势，增长短兵作战的长处；针对法军“远涉重洋，利在速战”的特点，选择有利阵地，和法军持久对峙，“严防浪战”；为改变中国军队处处设防、兵力分散、战防空虚、兵勇疲惫的状况，还必须作出大胆的从保卫台湾全局考虑，以取得最后胜利为出发点的战略调整，争取一个必要的从事整顿和加强战力的时间。在具体部署上，就是坚决退出基隆，退守山后阵地，在沪尾一带构筑强固工事，借以屏障台北，伺机决战。刘铭传曾经屡次把这样的战略考虑向朝廷奏陈。 

　　基于以上战略部署，刘铭传在海滩一战之后立即作出撤出基隆的安排，他指定营官杨洪督拆基隆煤矿的机器，将之疏散到山后内陆，并将煤矿存煤、房屋等一并烧毁，以免资敌。从当时的情况看，基隆的撤退完全是中国军队从长远战略考虑而主动采取的，绝不是当时法国军政头目们一度昏昏然陶醉渲染的所谓“胜利”。但是，刘铭传上述战略考虑当时只得到少数部将和部分社会舆论的理解，却遭受到朝廷的申斥、重臣的弹劾打击和大多数部将及台湾人民的反对。 

　　当地居民对于本国军队未坚持作战而主动放弃基隆非常悲愤，甚至曾当众把刘铭传这个职任巡抚、手掌军权的“部院大臣”揪下轿来殴打责骂。 

　　刘铭传顶住了来自上下左右的压力，敢棋出险着，兵出奇局，是需要有很大的胆识、魄力和定见的。 

　　如果说，中国方面正以围绕着是否应该撤出基隆而在进行着激烈的争论时，法国人却最早做出了答案。 

　　法国侵略军本来是带着骄躁求胜的情绪挥军进入基隆的。茹费理内阁过高地估计了攻陷基隆的军事和政治价值。他们曾经以为，攻入基隆就是对中国防卫台湾的致命打击，不难进一步解决台湾全局的问题。但驻在前线的法军正副司令长官在进入基隆不久。之后，便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失策和不利处境，因为当时的法国侵略军只能在基隆海岸旁的炮台原址及其附近活动，无法、也不敢轻越雷池半步。炮台既然已被轰毁，煤矿也已全部被破坏，全副武装的法国兵不过抢占到并据守住一小块荒滩废墟而已。要想扩大占领和继续前进是极不容易的。作为司令长官的孤拔在9月17日给法军海军部长发的密电中也对冒失攻入基隆作了相当悲观的估计。他看到了自己的军队在处于逐渐被围困的某些现显的迹象。孤拔甚至不得不承认，对于法军来说，基隆之战实际上是“一个时地不宜的战争”。 

　　远在巴黎的法国政府在稍后也发现自己在台湾的军事行动正陷入进退维谷的泥沼之中，它“原希望对于基隆的炮击会使中国让步。反之，这次袭击并没有收到任何实际效果。……法国政府的计划变成了徒劳无益之举。法国政府在基隆方面更多了一层困难，因为它不能放弃基隆的占领而不承认它的失败。在第一次败北之后便将这据点完全放弃，会被人看做一种犹豫的征象，或是一种无力的告白，而这事非极力避免不可”。 

　　基隆对于法国侵略者来说，正是一个烫手灼嘴的硬壳果。对它既啃不动、咽不下，而又一时不能吐出。虽然在其后的一段时期内，法国政府在外交照会中还是一再炫耀它攻陷基隆的所谓“战绩”，并挟以对清朝政府进行恐吓讹诈，这充分说明了法国政府其实是色厉内荏的，它企图用提高调门来掩盖自己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