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传领导的抗法战争（三）

　　孤拔舰队攻毁基隆炮台之后，被一时性的虚假的所谓胜利冲昏了头脑，骄妄之气大增，真可谓到了忘乎所以的程度。当时的法国内阁总理茹费理和驻华公使巴德诺等人都一再发出趾高气扬，腔调嚣张已极的言论，俨然以战胜国自居，公然对清朝政府肆意恐吓讹诈。 

　　1884年8月9月，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曾经给清朝南洋大臣曾国藩发出请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照会。在这个照公里，首先吹嘘本国水师提督已奉命取守台北所属基隆口岸炮台作为质押，现已均被取守”，继而提出，清朝政府必须遵照法国提出的条件，即立即在越南撤兵，赔礼；并答应赔偿军费8000万法郎，分10年支付，等支付清楚之后才将质押地交还中国，等等。 

　　当时的法国政府正在踌躇满志，陶醉在所谓胜利之中，满以为挟基隆一战，便可压迫中国政府俯首称降，缔结城下之盟。它在这个照会中竟以极端蛮横粗暴的口气说：“法人已取基隆，中国应立即依法人所欲，如不依允，任凭中国开战。”“本大臣奉命告此项银数，丝毫不得两为争论”。 

　　巴德诺还三番数次地请当时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和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等人传来口信，从旁施加压力，说“在中国未满足法方条件以前，绝不停止台湾海岸的军事行动”，又说，“在中国现虽不予赔偿，（但）必须予以别项，即系或允本国由东京（按：指越南北圻）至滇省添造铁路，并允于滇省通商。所造铁路之费，中国应行襄助。按每年须还本国造船、修路之费，还至十年为期。或中国予以台湾地方，将基隆相连煤矿予之，十年期限后卖于本国。或允予以海南地方。如不照办，本国无论费苦干兵饷，总要兵至北京，彼时再告以中国如何办法。” 

　　身为内阁总理的茹费理更是大言不惭，他在法国下院答复质询时竟然公开宣称，“夺中国之地不为启衅，因中国与各国不同，惟先夺其地，乃可与商议。” 

　　总的说来，攻占基隆之后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在法国军政首脑和一部分主张侵华的人士中，确实有着一种强盗在作案后庆贺得手的欢乐气氛。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人都提高了要价，即将原来希望将攻占基隆作为“质押物”升级为“割地”。有人昏昏然地叫嚷，“至基隆一地，应让与法国，以为法国水师在中国海面屯踞之处。”更有人并不以仅取基隆一隅为满足，竟说，“盖占据全台，其与政治所关者大，即与法国所系着重，优胜算，足以增荣于茹费理矣。”茹费理内阁的海军部长胃口更大，他在5月18日致电孤拔，指示说：“可俟占领基隆后，再行率领各舰进攻中国北部。”牛溲马溺，不一而足。 

　　如果把当时茹费理内阁的总理、部长、将军和议员、驻华公使、报纸评论员以及孤拔本人的言论汇集起来，真够编成一本《狂言录》。这些用白纸黑字印成的言论，必将使当时和后代的法国人民蒙受到羞耻，激发起他们的愤慨，因为这种不自量力而又赤裸裸地宣扬暴力强权政治，宣扬侵略有理的言论，严重玷辱了法兰西人民崇尚自由、平等的传统，严重损害了这个伟大国家的历史形象。 

　　可是，基隆的硝烟尚未停息，尘埃还未落定，狂热的叫嚣还隐约可闻，闯入台湾的法国侵略者便发现，自己已经深深地陷入了困境。第一，他们发现攻占基隆实际上的军事和政治意义完全不像他们原来想象和吹嘘的那么有利和重要。炮台和煤矿被毁以后，基隆港无非是一片废墟和荒滩而已。第二，他们发现攻陷基隆并没有为他们原先想象和吹嘘的已经给予中国军队摧毁性的打击。相反，自己的舰队和陆战队却被钉锁在基隆海岸，置身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中国军队几乎在撤出基隆之后便立即组织了频繁的偷袭和反击，斗志并未涣解，战力反而有所提高，这也是非孤拔及其僚佐们始料所及的。 

　　美国人大卫逊在其所著的《台湾之过去与现在》一书中也认为，刘铭传主动撤出基隆，从军事角度来说是很高明的。他说：“刘铭传不似一般华人那样的性格，他灵敏而有决断，听到炮轰即命令破坏基隆煤矿的机械设备，使煤坑泛滥，并将手中存煤一万五千吨火烧。这是使法国舰船无法受到煤之供应之故。这命令于接到命令之日被执行。”他接着又说：“法国人虽然攻占基隆，而不能再前进，他至少使他们大败一次。” 

　　所有这些都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军队主动撤出基隆，大力加固和坚守山区以及沪尾一线的阵地。俟机与敌作陆上决战的决策，起到了稳定战局，部分地改变了敌我优劣力量对比，牵制住法国侵略军，并为不久之后予敌沉重打击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