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移民和开发活动

　　关于汉人在台湾地区的活动，在唐朝有施肩吾《岛夷行》一诗述及，但因没有其他史料可证,许多人怀疑其真实性。到宋代，就有了明确的记载，楼钥《汪分行状》指出，乾道七年（1171年）四月，汪大猷知泉州郡，“郡实濒海，中有沙洲数万亩，号平湖，忽为岛夷号毗舍邪者奄至，尽刈所种”，汪大猷认为原来春季遣戍，秋暮始归，花费太大，因而在当地造屋 200间，“遣将分屯”。真德秀的《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则直挂提到澎湖：“朱宁寨去法石七十里，初乾道间，毗舍耶国入，杀害居民，遂置寨于此，其地阚临大海，直望东洋，一日一夜可至澎湖。”因此，《汪公行状》所云海中大洲“平湖”应为澎湖无疑。稍后，宋人赵汝适的《诸蕃志》写道：“泉有海岛日澎湖，隶晋江县。”有的史书还说澎湖“宋时编户甚蕃”。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澎湖已有不少居民，并在那里定居，而且已经从事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植。更值得注意的是，宋朝政府已经在澎湖戍兵防守，澎湖在建制上已经归福建晋江县管辖了。　　 

　　宋代大陆人民迁居台湾地区的原因，从福建来说，主要是隋、唐、五代以来中原人口多次南迁，使福建得到开发，但由于山多地少，土地一般比较贫瘠，产粮不多，而人口增长却很快。唐天宝元年（742年）福建五郡共9．1万余户，41万多人。到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达139万余户，282.8万余人，400年间，人口增加近6倍，以致出现地狭人稠、生活困苦的状况，正如北宋末年方勺在《泊宅篇》中写道：“七闽地狭瘠，而水源浅远，其人虽为勤俭，而所以为生之具，比地处终无有甚富者。”其次，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五代十国时，福建佛教势力大量扩张，王审知“雅重佛法”，增设寺院267所，到北宋初年，泉州已有“泉南佛国”之称。到南宋时，泉州寺田已占土地总额7/10，漳州寺田多达6/10，这就使得一般民人所占土地更少。第三，政治动乱迫使一部分人民循逃台澎。沈文开在《杂记》中说：“宋时零丁洋之败，遁亡至此者，聚众以居。《噶玛兰志略》也说：“宋零丁洋之败，有航海者至此。”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大约北宋末年，最迟于南宋时，已有较多的大陆汉族人民东渡台湾海峡，到澎湖从事打鱼、捞员和耕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