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汉人迁居台湾

　　朱元璋建明朝以后,为了防止方国珍、张士诚部逃亡海上的残余势力卷土重来,也为防止倭寇的骚扰,在东南沿海实行过界移民、坚壁清野的政策。以澎湖“居民叛服不常,遂大出兵,驱其大族,徒漳、泉间”。但是,过界政策不能完全阻止福建沿海人民继续迁居澎湖的趋势,内地农民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负担,“往往逃于其中,而同安、漳州之民为多。至明代中叶,日本侵袭鸡笼、淡水时,福建官绅就提出要设防的建议,福建巡抚黄承玄也奏请加强澎湖防务,并随时察视台湾。当时前往台澎的汉人更多,其中有的渔民先在澎湖列岛捕鱼,接着又到台湾中南部的魍港一带,然后扩展到鸡笼、淡水等北部渔场。这些渔民在岛上搭寮居住,成为常住居民。因此,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舰队到达澎湖时,发现有3个汉人在看守“小堂”(即天后宫),又在该处看到数只山羊和猪、牛,据说在岛的北部还有许多渔夫居住。当他们航行到台湾岛时,有两个汉人到船上,引他们到台窝湾。荷兰人在台窝湾港附近,发现许多汉人与当地土著居民住在一起,大员港附近的许多家庭,常有汉人3至5人同居。　　 

　　除了渔民之外,还有许多中国的海盗商人经常出没于台澎各地。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陈老等“结巢澎湖”。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林道乾集团逃入台湾,俞大猷率军追至澎湖,因水道迂曲,不敢冒进,留偏师驻守澎湖,派兵到鹿耳门等地追缉,林道乾终于从大员二鲲(鱼+身)遁去占城。这是明朝官兵到台湾本岛迫击海盗的行动。隆庆年间,曾一本集团冲破兵部侍郎刘涛会同广东巡抚熊桴、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围剿,突围北上,准备到澎湖或台湾建立新的基地。万历二年(1574年),林凤集团被福建总兵胡守仁打败,撤至澎湖。十月,林凤又自澎湖转住台湾魍港,再西渡台湾海峡至福建、广东沿海,继续进行走私贸易活动。明朝政府集中兵力打击林凤,并传谕“东番”合剿,使林凤不得不率领62艘大船逃往吕宋。虽然在明朝军队的围剿下,较大的海上武装集团无法在台澎长期居留,但大陆的散商仍然活跃于台澎各地。1582年,西班牙船长嘉列(F.Cualle)在台湾遇见一位中国商人“三弟”(santy译音),曾9次到达台湾收购野鹿皮、砂金,运回中国大陆。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陈第跟随沈有容到达台湾与澎湖,看见“漳泉之惠民、充龙、烈屿诸澳,往往译其语,与贸易“。他们用大陆运去的玛瑙、瓷器、布、盐、铜簪环等货,交换当地出产的鹿脯和皮、角。据估计,每年有十多艘漳度商船往返于台澎各港口,从事两岸的贸易活动。　　 

　　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有以颜思齐为首的海上武装集团,对日本进行海上贸易。天启元年(1621年),郑芝龙到台湾追随颜思齐。天启五年,颜思齐病亡,“众推芝龙为首”。他以台湾为根据地,设立佐谋、督造、主饷、监守、先锋等官职,对当地军民实行管理。同时,“置苏杭两京珍玩,兴贩琉球、朝鲜、真腊、占城诸国,掠潮、惠、肇、福、汀、漳、台、绍之间”,在海峡两岸进行大规模的走私贸易活动。为了进一步扩大队伍,他还趁福建连年大旱之机,用线米救济饥民,“于是求资者争往投之”。由于他“劫富而济贫,来者不拒而去者不追”,沿海大量破产农民纷纷加入,他的队伍迅速扩大到3万余人,其中一部分人可能移民台湾本土,成为开发台湾的生力军。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就抚于明朝政府,授海上游击,其实他仍保持很大的独立性,就抚期间既未领过明朝政府的军饷,也从未听从明朝的调动,只不过是双方相互利用达成默契而已。明朝政府想利用郑氏集团的力量平定东南沿海海盗的骚扰,而郑芝龙也想借助明朝政府的力量,消灭刘六、刘七等众多的海上竞争对手,达到垄断海上贸易的目的。因此,郑芝龙就抚以后,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　　 

　　此时,福建年年旱灾,“谷价腾涌,斗米百钱,饥莩载道,死亡横野”,出现大批的无业流民,社会动荡不安。郑芝龙经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批准,招募饥民前往台湾,结果募集了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芟会开垦荒土为田”。有人指出,在动乱饥谨年代,福建地方政府要拿出数万两银和一万头牛,诚非可能。尽管移民人数难以确定,但郑芝龙曾经运送大批饥民到台湾垦荒,则应是可信的事实。这是一次经政府批准、由郑芝龙组织的移民活动,它对台湾人口的增加和土地开发起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