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惨烈的“雾社起义”（上）

　　日本人将台湾的原住民统称为“蕃人”，视其力“野蛮人”。由于原住民居住的山林地带蕴藏着大量日本殖民者需要的宝贵资源，所以，日本占据台湾后不久，即开始制定对这些原住民的征服计划。从1906年开始，殖民当局先是采取了设置隘勇、地雷、电网等措施对付原住民，继而又于1910年开始动用大批军队、警察对原住民进行了连续5年的“讨伐”。经过血腥的征服，日本殖民者逐步在原住民居住的地区建立起统治，并开始对这些地区进行极为残酷的剥削和掠夺。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建立起来的完全是警察政治。警察对台湾民众的一切生活领域都有干预的权力。在平地的警察，尽管凶恶，但多少还要受到殖民当局标榜“文明统治”的法律限制。而在山地的警察则不必接受什么训练，更没有什么限制，完全是无法无天的警察世界。警察对于“蕃人”可以任意进行搜查、辱骂甚至毒打。警察随意强迫他们无偿从事修路、建桥等繁重的苦役。对于受雇从事伐木、运输等劳作的原住民，警察还要从中克扣工钱。一些好色的警察，更是随意欺侮、奸淫原住民妇女。有的警察娶原住民妇女为妻，一旦调任，即将其妻抛弃。这些警察被称为“草地皇帝”，原住民对他们恨之入骨。1930年“雾起义”的爆发，正是殖民当局对原住民的残酷统治所造成的。

　　雾社位于台湾岛中部，属于台中州的能高郡(今南投县)，它东有海拔3300多米的能高山，西南离风景秀丽的日月潭仅几十公里，是个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形势险要的地方。

　　雾社一带世代居住着高山族中泰雅族谢塔喀的分支，共有马赫坡、勃阿伦、荷戈、罗得夫、太罗万、束库等12社共有500多户，2000多人口。社是高山族的基层组织，相当于部落。

　　这一带原住民彪悍善战。1910年日本当局为征服这一地区，曾出动1000多警察并动用大炮才达到目的。

　　雾社高山族人民具有光荣的抗日斗争传统，早在日本殖民统治建立之初，他们就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协助过徐骧、刘永福领导的抗日义军。抗日义军失败后，他们又帮助过柯铁领导的铁国山抗日军。

　　雾社森林资源十分丰富。为掠夺这里的资源，殖民当局修建了轻便铁路和公路，逐渐使这一带得到开发。1930年前后，雾社已经成为山地的一个小镇。这里是日本殖民当局对高山族聚居区进行统治的中心之一，设有能高郡警察课分室(相当于分局)，下设18个警察驻在所(相当于派出所)，还设有邮电局、制脑公司、物产交易所和蕃童公学(招收高山族学生的小学)等，还有日本人开的医疗所、旅馆、杂货店等等，住有日本人36户，157人。

　　为了同化“蕃人”，日本人将当地的原住民儿童送入“蕃童教育所”，使他们接受奴化教育，并将其中优秀者送入平地的中等学校,招收这些青年当教师和“巡查”，还送青年人和部落头目到日本参观，接受“文明洗礼”。正因为如此，当局将雾社视为“模范蕃地”，时常有官府要人来此视察。正是这“模范蕃地”，爆发了日本占领台湾时期原住民最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1930年“雾社起义”的领导者莫那道是一位抗日的老英雄。莫那道的儿子达拉奥自幼接受父亲的教育，对日本人有很深的仇恨，特别是他年轻时自己亲眼看到过抗日义军英勇奋战慷慨牺牲的悲壮场面，内心深处很早就萌发了复仇的思想。长大以后，他曾一度离开台湾，出国参观，增长了不少见识。回到台湾后，受台湾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运动的影响，思想更逐渐成熟。他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时机，准备发动新的抗日武装起义。

　　“雾社起义”的起因是日本殖民主义者在雾社大兴土木，强迫高山族人民进入马赫坡社附近的森林砍伐巨木，兴修他们的神社。雾社高山族人民主要靠狩猎与农耕为生，视森林为圣地，视巨木为守护神，砍伐巨树使马赫坡等社的民众感到惊恐万分，恐由此遭到神的惩罚，自然不肯乖乖地服从日本人的命令。何况山高路险，警察为使树木完好，不允许将树木拖地而走，竟迫使当地民众肩扛手抬，沉重的劳役更使他们无法忍受。当日本警察用枪口和鞭子逼着他们上山的时候，他们内心深处的愤恨达到了极点，起义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因此当有人提出不如趁此举行起义的时候，一贯对日本人欺压忍气吞声的头目莫那道也下定决心要与日本人拼个死活。

　　1930年10月7日上午，莫那道的儿子达拉奥结婚，居民正在聚集喝酒庆祝，恰逢日警吉村途径这里。达拉奥友好地斟满一碗酒请吉村喝。这本是当地尊敬客人的一种礼节。没想到，骄横的吉村竟用手杖将达拉奥手中的碗打掉，还挥舞手杖打入。达拉奥受此侮辱，怒不可遏，他和弟弟巴沙奥一齐冲上去，把吉村掀翻在地，狠狠地打了一顿。

　　莫那道曾去过日本“观光”。他在日本见到的警察并不像在台湾的日本警察那样凶恶，由此对日本警察的压迫更为不满。此时他见吉村如此，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和家人一起痛打了吉村。

　　第二天，日本警察以“侮辱官宪”的罪名将达拉奥拘押拷打。莫那道恐日警乘此制造事端，牵连其他人，就携带礼品亲自向吉村赔礼道歉。但吉村不依不饶，口口声声要严办他们。日本警察平时对原住民经常无故拷打拘押，吉村的一番话更使莫那道一家感到走投无路，大祸即将临头。

　　莫那道知道这一下事情闹大了，日本人决不肯善罢甘休，于是就决定领导群众发动武装起义。经过紧张的准备，他们选定在10月27日正式发动。

　　莫那道在周围各社颇有威望。在下决心起义之后，就秘密进行联络，勃阿伦、荷戈、罗得夫、太罗万、束库等社头目都表示全力支持莫那道的起义决定。起义还得到花冈一郎、花冈二郎的积极策应。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都是受过日本人精心培养的原住民青年，花冈一郎还曾进入台中师范学校学习。因成绩优秀，他们分别被录用为“蕃童教师”和乙种巡查。他们本非兄弟，由于日本人夸耀所谓“同化”蕃人的成绩，被改了名字。尽管他们比起一般原住民所处的地位要高，但是他们在接受了近代教育后，更加感到日本殖民统治对于台湾民众的压迫和歧视。所以，当周围诸社决定起义时，他们毫不犹豫地与自己同胞站在一起。由于他们熟悉雾社警察分布的情况，对于起义迅速取得战绩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