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传领导的抗法战争（一）

　　在西方东来的诸列强中，紧步英国后尘的是法国殖民主义者。法国在七年战争中败于英国，失去了在亚洲最大的殖民地印度的大部分领地。为了补偿“损失”，便开始将侵略的锋芒指向既可控制马六甲海峡，又可作为进入中国大陆跳板的越南（当时称安南）。19世纪中叶，法国殖民者先吞并了越南南方六省，进而控制了整个越南，取得了进攻中国的重要前进基地。

　　19世纪80年代爆发的中法战争是近代史的一件大事。当时作战的战场有两个，一是在越南境内，二是在中国的闽、台海峡，特别是在台湾境内。中国军民为了反击法国侵略者和保卫神圣的祖国领土台湾，曾经在刘铭传的指挥下进行过极其英勇壮烈的战争，其指挥作战的战略方针、战役部署，也取得卓越成果。

　　闽、台战役是法国侵略者为配合掠取越南主权，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而有意挑起的一场战争，是早有预谋并经过长期的舆论酝酿和军事准备的。派遣军队占领中国沿海一个或数个重要地点，一则可以加强对中国的压力，使越南问题的解决能更有利于法方；二则尽可能在中国本土东南方再夺到一个占领地，以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乃是法国茹费理内阁的既定方针。早在所谓“谅山伏击”事件发生前半年，在受法国政府操纵的报纸上叫嚷要求武装占领中国的台湾、琼州（即海南岛）、舟山三岛或其中之一的舆论已经甚嚣尘土。

　　很明显，在中国东南沿海发动军事冒险，用武力占领某些重要海岛，据以加强对清朝政府的压力，胁迫其就范，曾经被当时的法国统治集团普遍地认为是花较少的代价能取得较大的侵略成果的妙策。在这样的政策和策略指导之下，是迟早要制造出一个“谅山伏击”或诸如此类的事件来的。

　　但是，同时攻占中国的台湾、琼州、舟山三岛，又是当时法国力所不逮的。在上述三个目标当中，他们在几经权衡比较以后，又认为以先攻占台湾为最合适，因为台湾为中国东南七省的门户，战略地位较之琼州、舟山更为重要；加以物产丰富，占领后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台湾岛孤悬海外，距离大陆较琼州、舟山更远，战争爆发之后，法国可以海军力量进行封锁，中国驰援比较困难；他们还认为，当时台湾境内军政腐败，防务松弛，军队素质较差，不会遭受到坚强的抵抗，等等。凡此，都是促使茹费理内阁决心攻扰台湾的因素。这个内阁在1883年冬季便已研究决定，将在翌年适当时机发动以攻占台湾岛为中心目标的闽、台海峡战争。他们认为，“台湾似乎是最容易获得的保证品”，“这是我们使用两千兵员可以持久占领的惟一据点，而这些据点以后会成为对中国的交换物”。

　　果然，法国侵略者很快就行动起来了。从1884年1月到4月，法国先后派全副武装的军舰8舰次，闯到闽、台海岸，在福州。厦门、基隆港口游弋示威。这些军舰在我领海内横冲直撞，肆意停泊，其中最短的停留5天，最长的竟达40天。它们有时卸去炮衣，瞄对港口；有时进行登陆作战的演习，以作为恫吓讹诈的手段；有时甚至公然派遣水兵上岸挑衅，无理取闹，蛮横要挟。

　　有鉴于此，中国方面也加强了对台湾的防卫，当时的南洋大臣左宗棠、福州将军穆图善、派驻英法出使大臣曾纪泽等都纷纷上疏力陈加强战备的必要，清朝皇帝也下谕旨饬令沿海各省督抚严密戒备。1884春夏之间，台湾周遭已呈阴云密布，山雨欲来的形势，战神正在海峡徘徊，急求一试。这样的紧张气氛完全是法国侵略者一手策动起来的，它是当时中法两国在越南对垒的反映，又是法国殖民主义者扩大侵略的一个重要步骤。一切事态的发展都表明，引起轰隆巨震的火药线已经点燃，战争濒于一触即发。

　　1884年6月26日，清朝皇帝诏任一等男爵刘铭传以巡抚衔督办台湾防务，全台镇、道各官均归其节制。刘铭传出身淮军行伍，是李鸿章麾下一员重要将领。他在中法战争爆发之前，已解职10多年，但他对当时中国外患日迫、国土沦丧的情况并非无动于衷，他是一个主张坚决抵抗的主战派，在当时的高层官僚中，是一个比较具有民族观念和爱国思想的人。

　　刘铭传奉命赴台主持军事，可以说是临危受命。当时强敌压境，“闽、台危迫，援饷俱穷”。1884年6月26日，刘铭传奉命入京，7月6日至天津谒李鸿章等响募兵并购办军人，然后即率领旧部130对人赶赴台湾，16日轻装抵达基隆，翌日便巡视要塞炮台，并召集驻防诸将领研讨防务。19日进入府城台北，宣布到职任事。这样的速度和效率在当时可以说是很高的。

　　当时台湾的情况确实很复杂混乱：以军备言，则“台湾驻防之兵为数不下两万，而器械不精，操练不力”，“其时基隆已泊敌船数艘，台南之安平、旗后各口，均有法船游弋窥伺。陆营兵单，水师无船，枪械未齐，海口未塞。军情万分紧急”。刘铭传到达防地后才发现，作为主要防御工事的基隆炮台，“仅有洋炮五，且仅守前面，不能应敌之旁攻。”以军队的素质言，在刘铭传抵台以前主持政务的台湾道员也承认，当时的驻台军队“不知纪律，只知要钱”，“虚冒疲滥”严重。以军政关系言，则湘军老将、台湾道道员与原任台湾镇总兵“镇道不和，势同水火”，存在着所谓湘系粤系之争。久已存在的湘淮两系的倾轧矛盾，又在台湾地区的新环境新条件下发展起来。

　　当时清朝政府虽然多次下谕严健各省火速投械、拨舰、拨款援台，主要的地方大吏如张之洞、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等也确实各拨给了一些，但在数量上，特别在质量上远远不敷需要。这些大臣们还是斤斤计较如何保存自己的实力，对援台以不能损害到自己的主力为原则。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当时台湾在临战前夕，不论在军政协作、战备等各个方面，都是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可以说是清朝政府腐朽统治的缩影。在这样的条件下，台湾军民还能在其后的严酷战斗中屡战强敌，并夺取得重大的胜利，应该说是极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