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台湾（三）

　　抗战时期的民族运动 (自1932年至l945年)

　　(一)“皇民化”政策

　　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彻底走上了法西斯道路，积极准备侵华战争。因此，日本对台湾的殖民政策，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极力推行麻醉政策，提出所谓“皇民化”运动。

　　因为日本对台湾人一向视为异民族，压榨残杀，毫无顾恤，因此抗日斗争层出不穷，使日本统治者也痛感来日必成大患，战时更有极大的危险，当然更谈不上使台湾人民成为南侵的人力资源。所以日寇提出了“岛民皇民化”的口号。其第一步就是汉文的废止，任何学校、商业机关，都不准使用汉文，同时台湾各报纸杂志的汉文版也一律停办。第二步就是强迫台湾人民学习日语日文，这样可封锁新闻，使每一个台湾人因此忘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而误认为自己也是“日本人”。

　　日寇以强迫手段推行所谓“国语普及运动”，办所谓“国语讲习所”，提倡所谓“皇民意识之发扬”，其真正的用意，当然不是为了提高台湾人民的文化水准，而是使他们在“皇民化”政策之下，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顺民”。

　　日寇在社会其它各方面也强行推行“皇民化”政策，如公布鼓励台湾人民改用日本人姓名的办法等。

　　(二)抗战时期的台湾民族运动

　　自从1931年台湾共产党被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以后，台湾的民族革命运动，就失去了领导中心，而且白色恐怖遍及全岛，左派的民众团体，也都被破坏殆尽。从此，台湾民族革命运动，就一直消沉下去，处于低潮阶段。

　　但是，正如前所说，因抗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台湾人民的压迫、剥削和奴役日益加深，台湾人民的反抗事件，层出不穷。不过，由于没有一个有力政党的统一领导，他们个别的没有组织的抗日运动，都在事前就被日军当局的秘密警察镇压下去，事后日寇反诬台湾人民保卫家乡的行动，给他们屠杀台湾人民以藉口。下记几个事件都是这些证明：

　　基隆炸弹案 日本人自“九一八”事变以后。即在台湾盛唱“台湾是国防的第一线，日本南门的锁钥”之说，以应付所谓“非常时期”。在各州设立“国防议会”。当时日本海军元帅、军令部长伏见宫亲王，于海军大演习之后，与海军元帅梨本宫亲王先后到台湾，鼓励“国防第一线运动”，视察“自治”情况，及为“台湾国防议会联合会”举行成立典礼(1934年10月1日)。但前一天，在基隆突然发生炸弹案，炸毁了警察署一部分建筑物，炸伤了两人，引起全市的恐慌。台湾的日本当局，以为这个事件是台湾人阴谋暗杀上述两亲王，反抗日本在台湾的国防建设，因而动员了全岛的警察，搜捕他们认为的“不稳分子”。搜捕达一月，许多无辜人民，遭到残酷的迫害。

　　众友会叛乱案l934年间，曾发生过“众友会”的“阴谋武装叛乱”案件。其经过情形是这样的：蔡淑悔(1936年时，36岁)于I927年毕业北京大学后，在国内参加过抗日运动，l929年回台，在他的故乡台中县大甲区清水镇，与曾宗、陈发森、陈家魁等，．组织“众友会”，募集会员，训练“国术”(所谓拳头)作为武力抗日的基础。陈发森、陈家魁等是华侨，颇懂国术，是“江湖”的志士，被蔡淑悔等所聘，在“众友会”教导国术。但由于蔡氏是由祖国回台的知识分子，民族意识强烈，常常与该地的日警发生口角，成为日警的眼中钉。至1934年，这个组织被当局发觉，于是年9月间大肆搜捕，以为全岛学习“国术”的人都与这个团体有关，遂下令全岛警察机关，逮捕所有的国术教导员及学习者，结果全岛被逮捕者达425名之多。这一案件直至l936年6月30日及l0月10日两次，以谋武装叛乱扰乱治安罪，提起公诉。在受审的两年间，这些被捕者都遭受了惨绝人寰的酷刑，以致许多人在狱中病死，或成了废人。从此以后，台湾当局就下令禁止台人学习所谓“中国拳头”。

　　东港事件 日军攻陷南京前，即计划袭击广州，但当时的外相宇垣一成考虑对英关系，反对攻广州的军事计划，因此日军大本营即急命已向广州进发的军队，暂时调往台湾待机，这一支军队于台湾南部枋寮地区登陆。

　　由于新闻的封锁，台湾人民对于战事的发展始终都毫无所知，所以南部地方的台湾人民，却误认日军的登陆是中国军进攻台湾。一言传出，马上就传遍了全岛。虽然是传闻，但痛恨日本统治的台湾人民，就开始勃勃欲动，到处出现了台人对日人“不客气”的现象，引起台湾总督府及一般日人的恐慌。

　　于是台湾日本当局，就制造了一个震骇日本朝野的东港事件。据日方的报告：1941年前后，“台湾独立运动”领袖欧清石(澎湖人)、郭国基、吴海水等，鼓动台湾人民起义，以配合中国军队的登陆作战，他们向台湾人民征募很多资金，已经在澎湖、高雄、东港等地买了许多渔船，预定在东港、枋寮海岸迎接中国军队云云。日本当局就藉此开始搜捕所有的“不协力分子”，时达一年多，结果逮捕了l000多人。东港、高雄、澎湖地区的渔夫，尤其是东港的平民百姓无不受到惨无人道的拷问和毒打。经过很久的审讯，欧清石被判死刑，其余被判无期徒刑、15年苦役等等。欧氏在狱中被美国飞机炸死，其余到台湾收复后，才被释放出来。

　　瑞芳抗日军案 太平洋战争末期，日军的惨败已无法掩蔽，因此日当局对台人丧失了信心，他们以为台湾人随时都可能起来反抗，以配合中国和美国军队的作战，所以对每一个台湾人的行动，都加以严密的监视。那个时候，瑞芳地方煤矿主李建兴，与日本警探发生冲突，日警怀恨在心，向日本军部和宪兵队控告李建兴在瑞芳地方招军买马，阴谋在台湾建立抗日军队，甚至捏造白崇禧、余汉谋给李建兴的密信。于是，日本军部及宪兵队惶恐万状，立即派出大队，包围瑞芳的矿山，逮捕李建兴一族及矿山全体工人，共500多人。直至台湾收复时，这个案件尚未审完，但被释放出来的，只剩了l00多人，其余300多人，都在狱中被活活打死，家族也领不到尸体。

　　李建兴出狱后，曾于1945年末，在瑞芳镇(当时他已做了该镇镇长)开了一个悲壮的追悼会，全岛各界人士都有参加，因东港事件曾被日寇关了数年的郭国基也前往出席，并发表激烈的演说，提议组织“对日报复会”，向尚在台湾的日本官吏和军人，进行复仇行动，但由省政府官员劝止。

　　苏澳间谍案 开罗会议以后，一个时期美军曾计划登陆台湾作战，因此，美国的潜水舰常出没于台湾近海。据传，l944年某月某日，苏澳港附近，浮起了两艘美国潜水舰，当时在近海捕鱼的渔夫们，被这只怪物吓坏了。但是，美舰的水夫却用口语向台湾的渔夫说：“我们是美国的潜水舰，来台湾近海探日军的防备情况．不久就会配合中国军队登陆台湾，赶走日军，解放你们台湾人的，请你们把我们引到陆上，看一看，我们就走了。”对于美国兵这种要求，渔夫们半喜半忧，喜的是台湾不久就会解放；忧的是如果这件事情让日本当局知道，他们一定要遭殃的。在进退两难的心态下，他们把两个美国人带上了陆地，之后又把他们送回潜水舰。不幸这个事情终于为日军的侦探所知，招来了一个惨绝人寰的“苏澳间谍案”。

　　日军情报机关接到消息后，立即派大批军警拘捕了那两个渔夫，并搜出一匹美国人赠送的洋布和两包美国烟。由于有这些证据，日本当局认为苏澳所有的渔夫都是中国或美国的间谍，共逮捕了70多名。当然，这个消息苏澳地方的人民不敢传出，恐有后患，所以无人知道，直至台湾光复后，见一切政治犯被释放出来，这些人的家族始向省府当局陈情，要求释放。此时，台湾人民始知道有这样的“冤狱事件”。但是调查结果，被捕70多人皆被惨杀，无一幸免。

　　这不过是后来的传说，谁都不知道这个案件的真相，因为，被捕者没有一人生还，日方又未曾发布过任何公报，有关这个案件的警局的“调查书”也被毁灭了，这个案件便成了“无头”公案。

　　(三)台胞在国内的抗日运动

　　由于在台湾岛内，日寇的压迫非常厉害，白色恐怖遍及全岛，抗日运动开展得非常困难，许多抗日分子都秘密返回祖国参加抗日战争，协助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各种斗争。 台人在国内的抗日运动，可以分为两种：一种由国民党领导，另一种由中共领导。因为台湾人民痛恨日寇，只要反日，其余都不大计较。当时成立了各种抗日团体，如国民党台湾党部、台湾义勇队、抗日复土总联盟会、中华台湾革命党、中华台湾革命大同盟，后来这些团体在重庆联合，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他们在抗战中，也尽了台胞对祖国应尽的义务，对于抗日战争有了相当的贡献。

　　参加中共，真正为国家民族，为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为完成中国民主革命而奋斗的台湾同胞，也不乏其人。l931年台湾共产党被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了以后，一部分台共党员，回到祖国，参加中共。国内的台湾青年中，参加新四军及八路军，与日军作战的也不乏其人。